那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1938年。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了艰苦的第二个年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天津、保定之后，又调集了五个精锐师团，十万余兵力，分三路沿津浦线、平汉线和平绥铁路三个方向直扑山西。“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占领了山西即稳定了整个华北地区。
八路军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开展游击战和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采取袭击和伏击等战术手段，先后取得了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等100多次战斗胜利，歼敌1.1万人，毁伤敌机24架，击毁敌军汽车400余辆，收复了十几个县城的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日军进入三晋大地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里他遇到了一支英勇善战，难以战胜的钢铁之师，自此他们把进攻目标锁定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和朱德方向。1938年初，朱德总司令在晋南的古县就曾经经历过极其危急的一场劫难。1938年2月20日，朱德和左权率八路军总部带了两部电台，十几名工作人员和刘鹏所辖的通讯营的两个连，离开洪洞县马牧村准备转移至沁县协同友军阻击南下之日军。
本来按照双方约定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卫立煌之一部将共同在韩信岭一带利用险要的有利地形打一场阻击战，阻断日军的进攻。但是担任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不战而溃，直接把八路军总部暴露在日军的正面。21日，总部刚刚到达安泽县县城，日军的先头部队苫米地旅团就已经进入到安泽县附近。日军的总体计划是先夺取临汾、潼关然后占领西安、武汉。毛泽东致电朱德，要求八路军配合友军在临汾以北阻击日军，顿挫敌之进攻。日军苫米地旅团是一支刚从关东军调来的精锐旅团，有3000多人，装备精良，进攻速度非常快。本来朱德和总部人员有机会转移到山区的安全地带，但是由于临汾的军民还没有做好转移的准备，临汾一旦被敌军占领将会对抗战局势造成不利影响。战局的发展对八路军十分的不利，此时129师的主力部队还远在铁路线一带活动，总部能够组织的全部力量只有父亲带领的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八路军总部到达沁州的古县后，日军发现正面阻击他们的只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少数的警卫部队，于是他们派出了十几架飞机对古县进行轰炸，但是日本飞行员犯了一个可笑的低级错误，他们把地图上的故县当成了古县，对故县进行了狂轰滥炸，而朱德和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古县却毫发无损。八路军总部自从离开洪洞县以后，由于电台静默，避免总部的行踪被暴露，所以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大后方的很多人包括《新华日报》和一些外国记者都十分关切朱德的消息，他们纷纷向八路军驻武汉等地办事处询问“朱德将军现在何处，有无危险？”
父亲是朱德总司令的老部下，他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的部队。北伐战争期间，父亲和朱德都曾在朱培德部队中服役。父亲参加红军后，1933年即被调往红一方面军任通讯科科长从五次反围剿到长征再到延安，父亲作为通讯科科长始终跟随着红一军团首长和朱德同志。红军到达陕北后，父亲和其他老红军一起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但是当父亲还有一个月即将毕业时就被紧急调到朱德身边。1937年10月八路军整编后父亲任八路军总部通讯科科长并兼任警卫营营长。此照片是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的插图“红军大学学员在歌唱”，前排左起：肖文久、刘亚楼、彭加伦（背对者）；第二排左起：杨成武、刘鹏、杨梅生；第三排左起：罗荣桓、张爱萍再回到1938年2月，朱德总司令和总部到达古县不久，虽然没有受到敌机的轰炸，但是，苫米地旅团却尾随朱德总司令迅速跟踪到古县，此时的总部已无兵可调，能够直接指挥的只有通讯营的两个连，这200多人已经成为保卫八路军总部的最后一道防线。面对严峻的现实，朱德总司令向毛泽东同志发出急电：“敌情非常严重，形势万分紧急”，“手中无兵，难以拒敌”，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时期发出的最为悲怆的一封电报。八路军总部面临的情势是要以200名八路军战士阻击3000多名日军的疯狂进攻。父亲临危受命，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要用鲜血与生命铸成一道长城，保卫八路军总部，保证朱德总司令安全转移。在离开总部之前他发出了一生中最后一封电报：“请迅速向古县总部靠拢！”敌人的枪炮声已经近在咫尺，日军的疯狂进攻就在眼前，父亲带领200多名警卫部队，迅速组成阻击防线，利用山地和沟壑的有利地形正面阻击日军，把敌主力吸引到自己身边。日军以为他们遇到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所以他们集中兵力妄图消灭我军。父亲判断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已经安全转移了，便按照朱德总司令“一打二拖”的战略部署，开展分散袭击的游击战术，在方圆20公里的山区神出鬼没的与日军周旋打击敌人。白天八路军一会儿打头、一会儿断腰、一会儿截尾；晚上父亲组织战士们对日军不断的袭扰，搞的日军疲惫不堪，也无法判断八路军的实力。经过两天两夜的拼死战斗，在第三天上午，父亲不幸中弹，腹部被打穿，肠子流了一地，鲜血染红了土地，他咬着牙把流出的肠子硬是塞回到腹腔，仍然继续战斗。此时他身边的警卫员和战士都已经牺牲，只剩下他和一个马夫。马夫是一个庄稼汉，身体非常结实，好像有用不完的牛劲，他背起父亲不由分说向外突围，马夫一边背着我父亲一面掏出手榴弹向日军投去，父亲持双枪向敌人射击，最终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父亲受伤后，由于延安根本没有治疗条件，在国共合作期间，八路军的重伤员只有送到西安治疗。从延安到西安1000多里地，要通过解放区、蒋占区、拉锯区和日占区。由一个班的战士轮流抬着父亲风餐露宿，经过两个多月时间跨过黄河来到西安，住进西安陆军总医院。人到医院后，已是奄奄一息。伤口处不仅化脓居然还生出了蛆。经过手术父亲截掉了一段大肠换上一节狗肠子，算是捡回一条命。在西安疗养两个月后回到延安，又休养了三个多月。他换了狗肠子之后由于人体排异性，造成他无法吃饭又难以排泄，人已经消瘦到脱相的地步，用现在的话说他就算是命大，在总部首长特别是朱德总司令的关心下他当时的伙食标准在八路军中是最高的。朱德总司令指示：刘鹏可以不吃粗粮。1939年2月，父亲的身体已经逐步恢复，正当他满腔热忱的准备重回八陆军总部通讯科，思量着如何做好工作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突然找他谈话。首先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要求八路军要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并且指出：“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设法建设小型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朱德总司令说：根据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要做长期准备，首先要自力更生搞好自己的家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在根据地办兵工厂开辟军火生产，这是战胜敌人的决定性条件之一。根据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将成立军工科，统筹部队所有的军工厂和枪械修理所，拟委任刘鹏为该科首任科长。父亲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不懂军事工业难以胜任，朱德总司令却说：搞军工生产要有专门知识，总部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人才，从现在来看你搞通讯工作多年，懂技术，做这项工作比较合适，并鼓励父亲要放心大胆的去工作。朱德总司令前后共找父亲谈话七次，就兵工厂的建设、人员的配给、经费的拨发、机器设备的筹备以及科技人员和工人等问题向父亲交了底。同年三月八路军总部第六科正式成立，父亲被任命为科长，当时第六科的全班人马只有父亲和秘书、警卫员、饲养员四个人。随后总部又从抗日军政大学调来了高原、黄枫、黄涛、白英等几位同志任科员。同年六月八路军军工部正式成立，父亲被任命为部长。从1939年夏到1941年底，军工部经过全体职工日夜奋战，克服重重困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太行山上很快建立起14个兵工厂，职工发展到3000多人，并能生产地雷、手榴弹、步枪、炮弹、五零小炮和复装枪弹，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对敌作战。从1939年6月军工部正式成立起，朱德总司令、彭德怀、邓小平、杨立三、陈赓等领导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军工部成立之前，左权副总参谋长和总后杨立三部长亲自勘探选址，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经实地考察决定将军工部建立在黎城县西北处一座叫“黄崖洞”的大山里。朱德总司令非常高兴，当即决定成立工事委员会并自告奋勇兼任工事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黄崖洞兵工厂的建设。军工部成立以后，朱德总司令部署了保卫军工厂的双层阻击部队。负责外围保护的是八路军129师385旅陈赓的部队，该部奉命在阳邑镇以北一带阻击日军。在贴近黄崖洞的外围保卫工作由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负责。在干部配备方面，总部选派了一批优秀的、经过考验的老战士。父亲被任命为军工部部长之前，朱德总司令曾七次找他谈话，这在中共干部任免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1939年11月，孙开楚被调到军工部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孙开楚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随同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长征过后曾任毛泽东同志的机要秘书。在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中，就曾刊登了一张经主席题词的：《江西井冈山红军创立时的干部》照片，在这张十五人的照片中，紧挨着毛泽东同志的就是孙开楚同志。1940年5月，中央为加强军工部的领导，又任命刘鼎同志为军工部部长，父亲改为副部长。刘鼎同志曾留学德国、苏联，毕业于苏联东方大学，具有军工生产的理论知识及实践经验。1944年9月八路军总部又调派赖际发为政治委员。为了加强军工部的科技力量，又分别从解放区各地调来了一批从高等学府毕业的、懂技术的专业人才：如郑汉涛、程明升、陆达等同志。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军工部的技术力量，又选派了一批技术骨干约300多人来到军工部，他们组成“工人行军营”于十月到达，并被分配到各所、厂。像刘贵福同志，他在延安茶坊兵工厂参加过无名式步枪的设计和制造，被誉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同志题词：“刘贵福同志，你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资金问题始终是阻碍军工生产的掣肘和瓶颈。1938年10月，八路军整编后，国民政府按照八路军序列45000人的规模每月拨款65万法币。但短短几年后，八路军人数已经发展到十几万人，经费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经常欠饷甚至断粮。军工部成立后八路军紧衣缩食压缩开支，每月拿出五万元支援军工建设，后来很快拨款就增加到十几万。也就是说八路军的所有资金有六分之一要用来发展军工生产。八路军总部克服了重重困难，把微薄的资金尽量按时如数派发给军工部。刘贵福就曾经开玩笑（也是事实），对工人们说：“我的工资比朱德总司令还要高”。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阅兵式上，最为耀眼的是由一百多面军旗组成的方队，这支方队记录着中国革命史上获得过卓越功勋连队的旗帜，猎猎红旗在微风中骄傲的高高飘扬。行驶在最前面的是一面镌刻着“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旗帜，这面旗帜作为头牌的尖兵带领着一百多面军旗雄赳赳地接受了习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他诉说着七十八年前那场我军以一百六十人的代价消灭日军一千多人的辉煌战例。他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黄崖洞战役的精彩战例已经有很多版本，栩栩如生的还原了那场惨烈的战斗，在此我不再赘述。1940年的深秋，农忙刚过，日寇又来扫荡的消息就传到了水窑军工厂。根据情报，日寇从辽县、武乡、微子镇等地出动了九路大军向水窑山围攻。这支从东北关东军调来的精锐部队号称“钢铁大队”，兵力在一万人左右，并装备有山炮、轻重机枪等，火力很猛。大扫荡即将来临，程明升所长组织工人紧急行动起来，全厂职工把所有的工具、材料和十几台旧机床拆开掩埋起来。由共产党员和青年工人组成的工人自卫队采取迅速行动，在工厂周围埋设了大小地雷，摆下了“八卦阵”。但是停工几天后，仍没见到日寇的踪影。谁知第四天凌晨，大雾封山，大伙在连日紧张繁重的压力下正在熟睡，突然听到山里有轰轰的巨响，警戒的侦察员大声叫喊：同志们，敌人来啦！快快起来集合转移！总部也打来电话，命令所有员工紧急转移，在敌人包围前突出封锁线。五百多名职工按照排、班序列集合起来，一路小跑登上水窑山头，朝大青山转移。在山上，已经听到三八五旅与日寇接火的枪炮声。大队在转移过程中正好碰上上赤峪的军工部领导机关和黄崖洞军工厂的五百多名职工，包括刘鼎部长，也转移过来。两处人马合在一起就有一千多人，大队前方由侦察班开路，后面由突击班断后，急急向大青山深山老林进发。第二天一大早雾气刚散，工人们就看到了几架敌机在头顶上盘旋，又丢炸弹又打机枪，显然大队的行踪已经暴露，日本鬼子也逐步向大青山山下合围。由于队伍中大多部分人是职工和干部，没有作战经验，所以部队行动缓慢，几经周折，到了太阳落山才冲出包围圈。但是日本鬼子紧跟不舍，步步紧逼，一直把队伍逼到回教山上。回教山四周山高林密，有好几个山头，又高又险，敌人也摸不清这支队伍的实力如何，所以不敢向山上进攻，日本鬼子在回教山下利用重武器向山上不停的轰炸扫射。经过与敌人几天几夜的周旋，职工们没有吃喝，又困又累、又冷又乏。整个自卫队长短枪合在一起不足200支，每人携带四个手榴弹，但在几天的战斗中弹药也都消耗殆尽。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只见从山下冲上来两个骑马的人，他们两人身手敏捷避开敌人的射击迅速登上山顶，侦察班队员发现原来是副部长刘鹏和教导员熊杰，两个人浑身湿透，满头大汗。原来刘鹏副部长此时正在武乡党校学习，当他得到军工部干部职工遭到敌人大规模的扫荡正在突围的消息后，他心急如焚，马上就坐不住了。他明白这一千多人是军工部的全部家底，是八路军总部的掌上明珠。我必须想办法把这支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事不宜迟，他叫上同时也在武乡的教导员熊杰，两人骑上快马朝着大致的突围方向杀入包围圈。他们利用夜色和密林的掩护向着枪炮声响起的方向几经周折终于在回教山上找到了突围中的部队。时间紧迫容不得稍许的休息。刘鹏此时认为最主要的是必须集中领导严明纪律，不能有丝毫差池，只要出现一点纰漏，就会使上百人丧生。刘鹏本来就是个急脾气，爱骂人，这次，他手里提着驳壳枪面对所有的职工毫不客气地说：情况紧急，大家听我的命令准备突围，有马的用布包好了马蹄，有孩子的都给我看好了，大家都要跟上部队不要掉队，否则我认识你，我这枪里的子弹可不认识你！突围行动正式开始，刘鹏清楚地知道日本鬼子大规模扫荡一般是横向推进，很少再杀“回马枪”。所以他坚决的带领大部队向扫荡过的村庄和山区突围。当他们突破被鬼子已经焚烧过的村庄，绕过山坡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之后，终于和前来营救的三八五旅的战士们会师了。这一次反扫荡没有死伤一个人，一千多人一个也不少都平安的带回到了解放区。（注：参阅文件《红旗飘扬在太行山上》）几十年后，经历了那场大扫荡的干部和工人们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时，无不竖起大拇指说：大扫荡突围如果没有刘鹏我们可能早就“光荣”了！1942年5月，日军又发动了对太行根据地“铁桶合围”式的大扫荡，这次扫荡的目标直指军工部机关驻地赵姑村和位于梁沟的军工部四所。直接进犯辽阳、武安一带的日军达两万多人。在总部方面由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电话线被狡猾的日军截获，便直接包围军工部驻地赵姑村。军工部动员机关干部和工人掩埋好设备，冲出包围圈。军工部从赵姑村突围后与八路军总部汇合并随总部行动。由于队伍庞大屡遭敌人包围难以摆脱。是夜，军工部部长刘鼎和李非平（太行工业学校教务长）等在油灯下研究突围路线。第二天凌晨开始突围，刘鼎只带一个警卫班和几名机关人员组成小突围队伍，但行至山腰，刘鼎腿疾复发疼痛难忍，只好由警卫人员扶着登上山顶。但后来发现天上有飞机，后面有追兵，正前方也有敌人运动。时间十分紧迫，刘鼎要求掩埋好印章和文件，命令大家分散隐蔽向无敌方向运动。几经艰险，分散的同志在大黄沟找到军工部机关汇合，但未见刘鼎，于是部队又返回敌占区寻找，终于在一处山崖下找到了他，他带着沉重的腿疾和机关的同志一起穿越十多里的深沟到了武乡才算跳出敌人包围圈。此次围剿军工部受到成立以来最大的损失，政委孙开楚和太行工业学校副校长、四所教导员陈廉如牺牲（注：参阅牛季良的回忆文章）。八路军军工部总部遭到重创，军工部梁沟四所同样也遭到日军的疯狂围剿。四所当时是军工部最大的兵工厂，他一直成为日本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立刻挖掉这个“定时炸弹”。同年五月，日军第36师团二百二十三联队6000余日军包围了四所。我驻军总指挥刘鹏虽然是总部特务团，三八五旅16团及自卫大队总指挥，但此时只有自卫大队300余名战士在四所。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合击，5月24日中午已经到达南沟东南约10公里的百草坪。25日下午日军进战木作村，并由敌机协助侦查作战。日军从木作山上用重炮向梁沟轰击，不少战士伤亡。夜里十点多钟一伙日军从梁北沟迂回到我军梁沟村头的碉堡阵地，夜里十一点又有一股日军从辽县的土棚绕到了梁沟西北的窟窿山，两个战场杀声震天，双方展开肉搏战。由于敌强我弱，梁沟兵工厂受到极大威胁，厂房和机械难保，刘鹏命令烧毁厂房，并指挥部队向东翻山方向突围。部队到达马甸头的山上发现又有一股日军准备向梁沟进攻，自卫大队的战士与敌人狭路相逢，双方混战达到白热化。大队长钟传留身负重伤，警卫战士背他下山，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为了不给作战的战士增加负担，毅然拔枪自杀，忠魂永远留在太行山上（参阅四所老兵工景绍斌回忆文章）。战斗结束后，左权县上泉村当地的人民群众将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尸体收殓后挖 了一个大坑掩埋。时间荏苒，几十年后，武安市政府将70多具在梁沟四所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遗骸集中迁葬于梁沟、垴沟烈士陵园，并建立了一座烈士公墓，以致祭奠。从1939年春到1947年夏，在这八年当中，刘鹏始终在军工部担任着主要领导职务，他是军工部任职最长的领导人。在长期的战斗、生产过程中，他与当地乡亲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2011年，我们姐弟三人一起来到黄崖洞上赤峪村，寻找当年帮助过八路军的老乡们。在上赤峪村我们终于见到了村民贾芝兰（小名：狗狗）。1938年她嫁到上赤峪村，她的公公叫董占鳌，是当地的村干部。董占鳌家地处上赤峪村中心街口，是一个坐北朝南四面有墙的院落，大门向南，盖有四间北房、两间东房，在村上的20来户人家中算是比较好的。1939年5月，军工部本部就设在他家，刘鹏、刘鼎、孙开楚几位领导都曾居住在这里。因为房子不够，军工部很快盖起了三间南房和两间东房，其中南房盖的很特别，前后墙共有四个窗户，当时村上还没有这样的房子，刘鹏就住在南房，刘鼎住进东房、孙开楚住在北房的偏房中。今天贾大娘见到了我们，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她激动的流着眼泪紧紧的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连连说道：“像！像！你最像你爸爸”。“刘鹏脾气不好，爱骂人，可他对我们都非常好，因为我是小脚，还经常跟我开玩笑。你爸爸为了救朱德总司令，肠子被打穿换了一节狗肠子，他吃不了粗粮，朱德总司令特批每个月给刘鹏五斤白面。有些战士和工人经常就拿着玉米饽饽跟他换白馍馍吃”。贾大娘是小脚，她拄着拐杖带着我们走进小院来到南房，指着这间大梁从中间断裂，支柱已经腐烂，屋顶呈V字形的危房对我们说：这就是你爸爸住的地方。我们姐弟三人环顾四周，当初朱德总司令住过的北房房顶已经塌陷，东屋还住着老乡，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他们开会的院落已经完全荒芜，看的出来这是一处长久没有人居住，年久失修的老屋，我们姐弟三人当下就商量好决心以微薄之力把这个小院子修缮一下，新房旧做，恢复当年模样。前排中间为贾志兰、左一为许树青、左二为刘刚莎、后排为贾芝兰儿媳、后排右一为刘刚毅临走前我们倾其所有，把随身带来所有的钱都塞给了她儿媳妇。她儿媳妇拿出了两个沉甸甸的布袋送给我们，我打开一看一袋是红枣、另一袋是小米，看到这袋小米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完全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这不就是当年送给八路军战士的军粮吗？这不就是曾经养育我们长大的太行山的小米吗？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在太行山长大、也都是吸吮着太行山奶娘的乳汁、喝着山区的小米粥长大的娃子吗！我姐姐当年寄养在太行山的奶娘家，一直到解放后才找到她。有一首歌曲突然浮现在我眼前：“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住过的小山村，我是否对得起你，你那百年老屋有没有挂新泥……”；“我来的时候你倾其所有，你盼的时候我在哪里？我用什么来报答你……”。我们真是后悔，太行山的老乡用小米支援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推翻了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是他们用小推车把我们推进了北京城。但当他们盼望着我们的时候、当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真应该早点到这里来尽我们所能帮助当地的老乡们，养育之恩不能忘，高天厚土的情意更不应忘记。左一刘纲奇、左二刘刚毅、右一房东贾芝兰、右二刘刚莎几十年过去了，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们在村头建起了军工部英雄榜，墙上绘制了当年军工战士们的战斗形象，他们没有忘记曾经的八路军军工部，没有忘记我的父亲刘鹏，他们亲切的称呼刘鹏为：“老刘部长”。作者：刘纲奇（开国少将刘鹏之子）
来源：乐老汇微信公众号（ID：lelaohuiyanglao）
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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